见证1291次
成准强 弟兄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为保持原色，没有做过多编辑）
很多事情是偶然的，是我不曾预料到的。
在面对这样的事件时，我内心还是充满亏欠的。我没有将这本应挽救回来的生命挽救回来。因此，我可以说是因为亏欠在做这件事情。今天也是抱着这亏欠的心来和大家说这件事。
我于2008年9月24日乘坐广州至遵义的1291次列车，我的车票是六车厢106号，上车后和原103号票主掉换了座位。列车开出后，我听到左前方座位的一位男子大声说话，但说几句后就会安静下来，因此我并没有在意。列车运行中，这名男子会突然站起来，大声喊几句，因为说的是地方话，所以听不明白他说什么。他站起来后，坐在他旁边的两个男子会用力将他摁下座位，但是并没有发生什么争吵或者强烈的冲突。列车运行一个小时左右，该男子又站起，做出要跳窗的姿态（注：该车为非空调车），一边大声喊叫。这时我过去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从该男子旁边两位男子了解到，他们是贵州遵义仁怀人。该男子两天前（指从9月24日推前）到广州后，晚上突然跑上高速公路，无法看管，于是他们按照他家人的要求，决定把他送回家。他姓曹，谈话的时候，曹先生只是旁若无人地坐着，并没有异常反应。
这时候，有乘客提议把曹先生绑起来。于是有人报告了乘警。 乘警过来后，大体查问了一下情况，然后通知了列车长。列车长和几个列车员过来，也询问了一下情况，就听到列车长决定要把曹先生绑起来。他们马上拿来了那种六厘米左右宽的那种封箱胶布，把曹绑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尽管反对了，但是很微弱的。只是说：这样是不行的。这是亏欠的开始，我没有从开始就去和他们据理力争。面对这样的情况，列车长他们至少应该有一个观察判断，然后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方式来处理，而不是简单的捆绑。
对于列车长的决定，曹先生的同伴也是恭敬不如从命。当时绑的情况是：曹的上臂和胸部连上衣被缠绕了若干圈，膝盖以下缠绕了若干圈，缠的宽度大概为7-10厘米。
被捆绑以后，曹开始不断地挣扎，很快胶布开始松动，上臂的胶布松动后，曹差不多可以用手来解开这些胶布了。这个时候，列车长过来，看了情况后，于是又在曹的手腕部位、脚踝部位缠上了胶布。这些关键部位被绑以后，曹就没有办法“自救”了。曹开始不断挣扎，不断地哀求周围的人松开他的捆绑。
他的同伴把他平放在三人的座位上，两个同伴坐在对面的座位看顾着曹先生。我也坐到了曹先生的对面，一边观察曹先生的实际病情，一边看能不能作些什么，一边和曹的同伴聊天了解情况。
整个晚上，曹都是不断的要求解开胶布，这时曹的生命还是活生生的。看他挣扎很痛苦，我不断地安抚他。这个时候，他会很温顺地顺从。
看到这样的情况，又想长时间的束缚，会很危险的。决定将此报告给列车相关人员，要求解开束缚。 到了第二天早上，即9月25日上午7点多，我去餐厅就餐，被告知7点半前没有早餐。我看到两位乘警和一位乘务员在餐车，就向乘警反映了情况，并和他们讨论了一下具体情况。
我说，解开胶布应该不会造成危害，因为曹不具有攻击性。但是乘警和乘务员都不同意我的说法，认为还是需要继续绑住。我无奈的退出餐车，回到自己原先的座位上，也就是不再坐在曹的对面了。但这个时候，曹还是活的。
到了9点多的时候，列车长出现了（注明一下，6号车厢就靠近餐车），列车长看了看躺在凳子上的曹（再注明一下，前晚捆绑后，列车上的工作人员基本没有过问过曹先生的情况），然后说怎么松了，转身就去拿了一卷和上述规格相同的黄色封箱胶过来。
我一看，顿时觉得不对劲了，马上站起来反对说，原来的捆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绑了。列车长马上做了一番“有病推定”，他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我——指笔者本人——该承担什么责任？当时列车长觉得只要捆起来不出事就行了，而不是想着在对待一个生命。
对此，我无言以对。马上我反问，如果捆住出了事情怎么办？列车长顿时表现很焦躁。对曹先生几个人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下车。我一看他这阵势，还真担心曹先生他们被赶下车，于是我走开了，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在一堆围观的乘客面前，列车长开始捆绑曹先生。这一次捆绑，列车长将曹的上躯干都绑起来了，而且因为曹的上衣已经散开，所以绑的时候，连皮带肉地绑了起来。
想起来，这是最致命的因素。在绑的时候，有位乘客说绑得太紧了，列车长骂道，你是坐着不知道腰疼！上身绑完之后，列车长又把腿部绑了起来。我坐在座位上，觉得真是辛酸。列车长绑完之后就走了。
过了不到十分钟，我发现曹伸在凳子外面的脚不断地抽搐，接着有位女乘客说这样捆得太厉害了。我走过去就看到曹大和已经脸色苍白，浑身虚汗。于是马上跑到餐车，看到列车长和很多乘务员在一起吃饭，我很焦急地对列车长说，可能会出事啊。
列车长依然浑然不顾地说：“出了事，我负责！”我一听，立马指着该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说完之后，我立即跑回车厢。这个时候，我已经不顾一切了。跑到曹身边的时候，我马上向周围的乘客借了小刀割开了胶布，但是这个时候，生命已经开始从曹的身上流逝，给他喂水，他已经不能吞咽了，舌头开始变色，眼睛也不转动了。
我摸他的脉搏和心跳，都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列车长才到现场。我说，你通知广播找医生吧。列车长通知找医生，来了三个医生，但是这时已经来不及了。有两个医生说已经不行了。当时我内心是非常痛苦的,看到一条活的生命在短短不到半个小时之内变成了死尸。我真后悔，对于生命的离去我悲哀，但是对于在自己身边无法保留无法挽回，真的是悔恨啊。
第一次碰到如此悲惨的事情，曾经以为是新闻中的事情，现在发生在我身边。我知道卷入这次事件，已经逃无可逃，避无可避了。碰到这样的情况，我自己的亏欠是很大的，我没有去坚持，去保护这个生命，没有去为他说一点点的话。
25日，在广西莱宾我随着遗体一起下车。在下车后我去报警，并和有关的媒体来沟通。在整个的过程中，我的感受是亏欠。在开始的时候我只是在关注这件事，但是并没有把自己的全部勇气拿出来。因此，在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自己有无可推卸的责任，看到了自己内在的懦弱、麻木。我们应该是爱惜生命，应该是爱人如己，如果真的是我自己被捆绑的话，我肯定不会是这样的一个反应。
信主后，我知道死亡并不是说就什么都没有了。在主里边我找到了生命的源头，但是在我的信仰中并没有力量。在发生这件事之后，我看见了自己那种逃避的心态，并没有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真正的去担负。
面对这样一件事，对农民工而言他们的对话能力是非常弱的。尤其是在铁路这种相对封闭的体制下，很容易就会被悄无声息的淹没掉。事实上，我和媒体联系的时候也没有马上就报出来。
9月25号我随着遗体一起在莱宾下车，等侯死者的家属来处理这件事情，铁路方面也有人员来处理这件事。从9月26号到30号，一直在谈判处理这件事情。在此过程中，我一直希望能够按着法律来办事。
当时铁路方面之所以拿出耐心愿意来和我谈，目的是要我能够闭嘴，马上离开那里。对我使用了种种的方式来试探引诱，但是在过了三四天以后他们发现这个人是不太可能改变的，所以在家属来后就采取了在家属面前诋毁攻击我的方式来疏离家属和我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威胁家属说：不要和这个姓成的接触，你们要是还和他接触我们就不和你们谈判了，我们就不负任何责任了。其实家属是很软弱的，从贵州那种山里边出来，并没有见过什么市面。在听到铁路方面这样说后，就比较容易被他们吓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和家属就被隔离开了。
其实在前一天我还和铁路方面事故处理负责人有过沟通，他们答应会去依法办事，但是希望我不要去扩大影响，我当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可是在家属过来之后他们却采用了这样的手段，并且他们也没有遵守承诺，所以我就在网上公开了这件事。
当时我上网不方便，我就通过江弟兄在网上公开了一段我写的证词。为了证实这个事件的真实性，我一起也公开了我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我以一个证人的名义把这件事的大体经过写了出来。9月30号这件事在网络上被公开，网友也在不断的转载。经过国庆期间后，这个帖子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关注，经天涯后，网易、搜狐、新浪、腾讯等网站也都在首页上刊发了此事。在假期结束的第一天就有纸面媒体来采访这件事，在第二天有更多的都市报关注了此事，此后各大媒体都有涉及这件事情。这件事被发布之后，它已经不在我个人的掌控范围内了，它已经按着它的规律在行走了。
从此我也看到了人心对公义的那种渴求。由于我已经公开了手机号码，所以常常会收到短信。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褒扬我，尽管我自己一直觉得是亏欠的。我只是做了这样的一点点，就引起了大家的赞扬。可是通过这个也使我看见人们对于公义、美好的向往；与此同时也说明了现在社会是多么的扭曲。
我知道这并不是一个个人的行为，如果仅仅凭借个人的热情我是无法坚持下来的。在这个事情发生后，我和所在的教会取得了联系，无论是在祷告上还是在一些需要上，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江弟兄，他一直在做网络上的一个推动；在曹弟兄那里得到了法律方面的援助，后来张凯律师更是在法律方面来支持。学者常常说中国的民众是沙化的，是一盘散沙，缺乏组织性。但是在这件事中，在主内的肢体环境中我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支持。很感谢神的预备和支持。
当时在莱宾谈判的时候，真的是一个人在面对几十个人。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那种惧怕和孤单，常常会感受到那种属灵力量的支持。在铁路方面试图想收买我的时候，感谢神的保守，没有使我落入到那种试探当中。
神是公义的神。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的要求就是得到一个公义的结果。对于铁路方面则不仅仅是息事宁人，他们很想把这件事暗暗的处理掉。铁路方面以为他们已经成功的拦阻了我和死者家属的接触后，以为我不会再去管这件事情了。
很多人将这件事看成是一个维权事件，其实我自己是将其看成是我忏悔的行为。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使我能够专心依靠神的一个转折吧。虽然早就信主了，但是其实是蛮逃避的，常常想去自己“逍遥”。可是神使我遇见这件事，也使我不得不面对公共的事情。
真的是感谢神的带领和保守，使我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在用血气来征战。我并不是在针对铁路方面或者在针对那个列车长，而是在面对每一个人。有媒体是这样写的：如果说这是一场人心的灾难的话，我们都是幸存者，我们又该如何。对于我这个幸存者而言，我始终是在忏悔，在重建我的良心。这种观点也给网友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一些没有信主的朋友都在劝我，不要介入的太深。可是我说，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面对我自己的良心。如果逃避的话，或许我这一生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无法平息自己。
戴德生曾经有一次和同伴出行，同伴落水了。他跳入水中，游来游去，拼命搜索也没有找到。之后，他看到一艘有拖网和鱼钩的捕鱼艇。
「快来，」他大声喊着。「在这个地方打捞一下，有人要淹死了？」
「这不大方便哪！」渔夫应道。
「不要说方便与否，人快淹死了」
「我们忙着打鱼，不能来。」
「不要只想着打鱼！我给你一天的鱼钱，立刻过来救人吧！」
「你给我们多少钱？」
「我们现在不要讨论这个！快过来，不然太迟了。我给你们五块钱。」
「我们才不捞哩。你给我们二十块吧！」
「我没有那么多的钱，快来吧，我将身上所有都给你们。」
「那究竟是多少？」
「我也不清楚，大概十四元左右吧！」
最后，渔夫才慢慢摇橹过来，把网撒下。一分钟后，彼得才捞了上来。在这阵讨价还价中，彼得一直在水底下。如今捞上来，已全无气息了
在这里我借用戴德生后来追述这事说的话来和大家分享：
「对我而言，这是极其悲惨的事，但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令人悲哀的事实。那些渔夫是否应该为这人的死负责呢？他们有拯救他的工具，可是他们不用！当然他们都是难辞其咎。然而，在我们定他们的罪之前，先想想先知拿单的回答：你就是那人！不愿去拯救人的身体，是否就是硬心和恶毒呢？那么，若不顾灵魂的灭亡，罪岂不更大了吗？凡象该隐般说：『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么？』他将受极重的刑罚。耶稣基督命令你，命令我，去到地极，把福音传给万民听。」
同样，对于这样的一件事，不管是面对媒体还是面对铁路，无论是在什么时候，我始终在坚持自己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是希望在这样的过程中我可以间接的做一些福音的预工。使人们可以看见，在这个道德整体沦丧的环境下，有一个忏悔者、负罪者的一个角色去面对公共，在社会中有一个自问的过程。南方都市报在后来的评论中使用的标题是：为了自救，请说出他人的苦难。
最后我用潇湘晨报的一篇评论来结束上面的时间。
“罪与罚都具有内在性。当亲历此事的网友们不约而同地发帖披露此事，彼此相互印证，在说明真相的同时，也说明内心的真实。人们无法沉默地求得安宁，在向人类一望无际的苦难低头之时，无法不向自己的罪孽低头。不说一个更高文明层次的社会对病人的优待，我们甚至剥夺病人的空间来构建秩序的常态，并以为当然。
仅仅是“我见证”恐怕是不够的，因为罪人不仅仅是他人，罪人藏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应该找出空间让别人活下去，也应该找出空间，让自己免于恐惧与精神的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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