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内容提要：
从马礼逊来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宣教士被全部驱逐出中国大陆的150年间，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曾经主要表现为“自西而东”的宣教史，然而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等一批中国本土宣教士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展开了一场“自东而西”的宣教运动。
这个从抗战后期开始的宣教运动西进千里，随走随传，最后抵达新疆，并以哈密为基地在天山南北建立教会。在随后的共和国国家建设的过程中，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却留下了一批教会和信徒，并在一定意义上说形成了一个较为独特的信仰传统。
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适值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在检讨西方宣教士的对华宣教进程和策略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这个本土的西进宣教运动的肇端、过程、策略、影响等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
从马礼逊来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宣教士被全部驱逐出中国大陆的150年间，近代中国基督教史曾经主要表现为“自西而东”的宣教史，然而西北灵工团和遍传福音团等一批中国本土宣教士却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展开了一场“自东而西”的宣教运动。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适值马礼逊来华二百周年，在检讨西方宣教士的对华宣教进程和策略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这个本土的西进宣教运动的肇端、过程、策略、影响等进行一个比较深入的讨论。
在历史意义层面的考量之外，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些宣教的运动和努力，既有本乡本土的宣教，也有面向异族，甚至异邦的宣教努力。其中，近年来海外教会关于中国宣教最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了[1]。而他们基本上都会溯源到1940年代的两个本土宣教团体：源自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2]的遍传福音团[3]和源自山东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甚至一些其他事工，在关联到西北以至中亚的工作时，也会间接提及这些早期的宣教运动。例如，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表示，他们的赈灾工作超越亚洲，覆盖世界其它地区，这是因为他们有志承接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带领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在其关于西北灵工团的注释中，这么说道，“西北灵工团于1946年成立，由山东的张谷泉牧师发动，其宗旨是期望由中国的边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4]
关于遍传福音团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王瑞珍的《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加何恩证的真实故事》（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对于西北灵工团，也已有不少文字见于各种基督教刊物或网络。例如，Google搜索中文“西北灵工团”共有526000项，尽管由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经是一个至少在教会内部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基督教刊物中出现的基本上以个人见证为主，带有强烈的“传奇”或“故事”色彩，主要见于《桥》、《中国与福音》、《生命季刊》等。需要提到的是，这些都还不是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片断的记载中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矛盾之处[5]，从神学、历史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罕见[6]。
“求主带我进内室”[7]：西北灵工团的肇端
在张谷泉等早期领袖的个人领受等因素之外，西北灵工团的成立其实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很有关系。从抗战到内战，山东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社会极不稳定。“新疆教会的开拓者”一文也提到，“当时内战烽火四起，百姓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到灵修院，过受穷受苦的生活。”为了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其未来的出路，张谷泉等人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建立教会。可以说，战争的社会大背景成了西北灵工团创立的催化剂。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发起和推动国内布道事工的中国基督徒最早应是山东潍县的丁立美牧师。1910年，他联合河北、山东、安徽、河北的学生代表，在通州的协和大学成立义勇布道团（即后来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1922年，该团在江西牯岭召开第一次全国打回，有48个支团，约1600名成员，其中130人加入教会作传道。尽管布道团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差会，但也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不少布道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节的个人布道事工[8]。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向海外华人宣教的团体。例如，翟辅民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主要面向安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展事工。另如，赵世光等人1941年成立的后来演化为灵粮堂的南洋布道委员会，专注于南洋地区。
在边疆布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18年，他在江西与余日章、诚静宜等人发起组成云南布道筹备委员会[9]。次年春，丁立美夫妇等7人受差往遇难调查和布道。192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正式成立，诚静宜任会长，在云南[10]、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进行布道，建立教会。
抗战爆发后，大量原来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基督徒西迁。随着他们与西部边疆民众的接触，开始对边疆地区的增加兴趣和投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专门成立的边疆服务部，他们在四川西部和西康地区开办教育和医疗事工，并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宣教[11]。一些大后方的基督徒学生和知识分子，响应服务少数民族的呼召，到边疆地区开办学校和医院，其中部分从此就留了下来，长期居住在这些地区[12]。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边疆布道甚至成了多间神学院的共同异象，并纷纷成立祷告小组或布道团，鼓励毕业生投身边疆宣教事工。其中，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一群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师生所发起。尽管遍传福音团的成员并不多，但他们在陕甘宁青新一带开展了一些巡回布道事工，后来还在新疆天山南北建立了一些教会，直至如今。另外，1948年，华北神学院[13]在由山东南迁至无锡梅园后，也成立了边疆布道祷告小组。而上海浸会神学院的学生也为边疆布道工作成立了祷告小组，其中还有人前往新疆布道[14]。
1947年在青岛成立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也致力于边疆布道，在其简章中明确将其列为其中一项事工，“以差遣工人前往各地及边荒遍传福音，及服事各地教会为宗旨”。[15]但是，梁家麟指出，他们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奋兴家，而非布道者，长期到边疆工作的仅有桑世光夫妇，主要是在云南傈僳族中布道。其余各人，仅以短期宣教的形式在边疆地区巡回布道。而其最主要的边疆事工是与那些原来已经在边疆工作的传道者联系，邀请他们加入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例如蒙古地区的刘桐山，以及新疆的刘颂三[16]。
此外，滕近辉提到，赵君影、艾得理（David Adeney）等人在大学中进行布道，影响了大批学生日后奉献成为传道人，其中最有名的战后曾到云南布道的边云波，其诗歌《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广为流传[17]。而赵天恩则提到，当年的中国基督教学联除了影响到后来台湾校园团契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大批大专学生的奉献者日后投入中国宣教的禾场，例如西北灵工团，他们从上海一直往西北部传福音，打开了福音的门户，建立了教会[18]。
正是在这个战乱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整个中国教会的边疆宣教运动中，西北灵工团得以逐渐酝酿、成型和发展。作为灵工团的主要创办人，张谷泉牧师早年肄业于山东华北神学院，与谢模善同班。由于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没有完成神学课程。他先是在山东做巡回布道，在各地领会，其初期事工基本接近于三十年以来由宋尚节等人所倡导的奋兴布道。
据称，他早期比较受耶稣家庭与小群（聚会处）的影响，但他觉得受到感动，要开始一个不同的事工。据“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介绍，“正在（张谷泉）取舍不定的时候，有声音对他说：‘孩子，这都不是你当走的道路，我对你另有托付。’”此后不久，他在山东饮马齐林庄教会领会的时候，听到一位齐长老读经读到撒母耳记下7：8－11：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象从前扰害他们，并不象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张谷泉相信这是来自神的声音和应许，视之为神对他特别的选召。1946年，他与同班同学李石英牧师从滕县华北神学院迁到潍县，暂住长老会的乐道院[19]。随后，由于从战区逃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成立灵修院。“每天上圣经课，凡物公用，又注重真理栽培，顺服圣灵的引导。”[20]灵修院先后招收了学生40多人，其中不少来自耶稣家庭[21]。至此，西北灵工团的雏形大致形成。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张谷泉大概已经知道将来要建立的家室是在新疆或甚至更远的地方了[22]。
“举目向西展望”[23]：进入新疆
最早从灵修院受差从山东前往新疆的是齐鲁大学学生张美英和刘淑媛等人，大约是在1947年出发。为了壮行色，张谷泉特别写下奉差到西北的第一首诗歌：
天国之大使，奉命救亡魂。甘受跋涉苦，愿披戴风尘。手不拿拐杖，腰中无金银；生活效法空中鸟，一切需用仰赖神。似乎是贫穷，却使人富足；好像无所有，样样超乎人。表彰基督新生命，宣扬十架真福音。脚踪到处尽佳美，足迹走过开恩门；引罪人归救主，领荡子见父神。作工凭灵力，不靠舌齿唇；爱人愿舍命，非谈纸笔文。遵行父旨选召神百姓，体贴主心，不愿人沉沦。知道爱旗环球插，方觉本分行完尽。
据洪保罗回忆，“1946年当灵修院全体禁食祷告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刘淑媛和张美英两人去新疆，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这两人不带金钱，只拿着一个包裹，几件随身衣服就启程了。第一批两位先到甘肃，第二批陈邦千、黄得灵、李佩贞三人到武威会合，后来到酒泉[24]。这四女一男五人是开路先锋。”[25]边云波也提到，“1946年秋天，我到了南京，一面继续大学的课程，一面在一些院校团契中参与一点服事工作。有一次在泰东神学院，听到了刘淑媛、张美英两姊妹的见证。她们是从山东潍县灵修院（早年的乐道院）出来，要到新疆去传道的。她们服装朴素，语言朴实，却感人很深。”[26]当时在南京泰东神学院读书的赵西门和妻子文沐灵也是因着听到这两位姊妹的见证，深受感动，决定到大西北传道，并于1949年与另外两位姊妹一道坐船从南京出发西进[27]。
1948年，灵修院全校禁食祷告时，张谷泉等人决定放下潍县灵修院，带领全部师生及家属，离开家乡前往新疆，先后分八批抵达新疆哈密。关于这一段历史，不少资料都提到西北灵工团共115人从山东前往新疆，其实这个数据和信息并不准确。据张俊廷长老回忆，从山东潍坊陆续出发的同工约30－40人。次年，西北灵工团在哈密正式成立的时候才有1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在哈密和沿途加入的[28]。例如，赵西门和文沐灵夫妻是从南京出发到哈密会合，再如唐远模则是在哈密与张谷泉等人开始接触的。“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也提到，1948年和1949年张谷泉“在哈密举行奋兴布道大会，灵工团不少骨干人员就是在那时候感动归主的。”此外，石问帆提到，“灵工团有杨绍唐牧师作顾问，他除了传达异象外，也协助培训有心去西北的弟兄姊妹。因此，他们的成员不仅有山东潍县灵修院的师生，也包括其他省份的基督徒。”[29]
1948年4月，戴开诚、张俊廷、李天存、王守仁4位弟兄，以及王力琴、张淑英、张炼净等5位姊妹，一行共9人从山东潍坊出发，经青岛、上海、南京、徐州、郑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酒泉，最后抵达哈密[30]。在这千里西进的路途中，常有当地的教会接待他们，赠送衣服、食物等。一路上，他们曾乘坐过火车、轮船、汽车，但越往西走，他们的路程就越艰难，很多时候是靠马车和步行。而马车也主要让姊妹们和孩子乘坐，以及担负行李，而弟兄们则多为步行[31]。
张谷泉等人到达哈密之后，继续实行在山东潍县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那里过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并形成一个基督徒群体，取名“工人之家”。不久，为了方便对外工作，正式更名为西北灵工团[32]。张谷泉还创作了诗歌《西北之灵工》，作为西北灵工团的主题曲：
西北之灵工末世大振兴，愿兄姊努力作主工，作主工，作主工。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蹿山复越岭，徒步又航行，旷野和沙漠路开通。
撇弃变卖行神旨，流泪洒汗追主踪。
说什么肉身成道，无非是靠主大能。
也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愚拙聪明，都抱定牺牲主义，愿流血报答主恩情。
并非是走入极端超群离众，只为爱救主愿舍弃己生命。
末世狂风急，鬼魔施威能。
多少灵魂入罪坑，神子奋起抢救亡灵。
不避艰苦，甘受贫穷。
踏锡安大道，面巴勒斯坦。
爱旗插遍心始安宁，迎主再来橄榄山顶。
作主工，作主工，愿父旨早完成。
此乃是主托大使命，望主内兄姊都遵从[33]。
灵工团在哈密以新市场一号院为中心，在周边传福音，造就传道人员。他们自食其力，过集体生活，并设立医务、木工、菜园、打白铁等服务行业，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边云波也说道，“后来由潍县灵修院去往新疆的同工们，组成了西北灵工团。他们的共识是：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他们的事迹见证是令人感泣的。”[34]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经济资助，“一切需用全凭信心仰望主”，在他们达到哈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喂驴的高梁面、喂猪的苦菜，是他们充饥果腹的美食。秋天在街上扫的落叶，冬天到戈壁滩上去拾的骆驼粪，是他们煮饭取暖的燃料。”[35]
值得提及的是，1949年4月，西北灵工团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主要由赵西门等人在哈密编辑，然后在上海印刷出版。这份刊物成为其他教会和信徒了解西北灵工团事工和异象的重要渠道，也确实感动了不少信徒对边疆布道的关怀。赵西门在编辑《西北灵工》之余，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征人》一诗很有代表性[36]，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当时西北灵工团的心志：
举目向西展望，广大禾场荒凉。
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
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
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
末世主来日近，争战号筒紧张。
急起穿戴军装，冲破撒旦罗网。
死，展开恐怖翅膀！罪，掀起世界波浪！
我们只管前进，忠心至死抵挡。
抓住将来希望，倾家荡产勇往。
背起沉重十架，走向骷髅疆场。
命，要为主拼上！心，在永远的家乡！
帐棚一旦被拆毁，生命必得释放。
这种“举目向西展望”的志向在《西北灵工》第二卷第一期的卷首语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帕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他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
带着这个继续向西的异象，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差派其成员分头到南北疆各地去传福音，建立聚会点，包括七泉湖、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37]等地。在短短两年间，西北灵工团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信徒人数约300人，成为新疆地区组织最庞大的宣教机构。
[1] 参阅传回耶路撒冷网站：http://www.backtojerusalem.com/
[2] 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院长戴永冕(James Taylor)原在河南开封开办圣书学院，后于1941年迁到凤翔开办圣经学院。此时，与霍超然一起在甘肃泾川开设西北圣经学院的魏宏钧等人加入改院，并更名为西北圣经学院。参见李建国：“怀念霍超然牧师”，见《桥》第78期，1996年8月，页14。
[3] 西北圣经学院教师马可牧师于1943年5月发起成立遍传福音团，英文名为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可直译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马可原名马荫棠，1909年生于河南。1941年开始在西北圣经学院任教务主任。1946年戴永冕到台湾开办圣光神学院后，马可接任西北圣经学院院长。次年，学院迁往宝鸡。1948年，由于内战，学院结束，马可转到重庆循理会圣经学院任教。详见邓肇明：“遍传福音的马可”，见邓肇明编著：《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页231－238。
[4] 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救灾与种福”，见《香港号角月报》2004年8月。
[5] 据说西北灵工团的初期成员李道生和唐远模已经分别撰写了其早期和后期的历史，并准备整合成一本完整的历史记录出版。
[6] 梁家麟在其关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研究中简单勾勒了西北灵工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
[7] 节自张谷泉的诗歌《思慕的祷告》，作于乌鲁木齐狱中。据赵西门说，此诗以及《火炼》一诗为张谷泉在狱中用针线绣在旧布上，夹在棉衣内传出狱外的。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9卷第2期，2005年3月。
[8] 不过，其中有些布道团主要是地区性的布道事工，有的则主要是奋兴事工，真正的边疆宣教工作并不多见。
[9] 后来扩大为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支部，而该布道会可以被认为是由中华续行委办会所推动的中华归主运动的派生结果之一。
[10] 云南是该布道会的主要工场，女教士陈玉玲是其中的代表。参见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页144以下。
[11] 陈廷湘：“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兴办教育研究”，见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第3辑，恩福，2005年，页131－144。
[12] 战后，还有一些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布道团体，如主要针对海南黎族和苗族的中国黎苗布道团等。此外，在边疆布道方面，还有主要在华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展开工作的中华西北布道团，尽管其创立者是美国传教士高爱壁，但其成员则多为中国信徒。
[13] 华北神学院由赫士(Watson M. Hayes)博士于1919年创立于山东滕县，1949年停办，1991年在台湾复校，由胡鸿文任院长。赫士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1882年来华，在山东青州传教。1885－1895年任登州文会馆教习，1896－1901年任该校校长。1901－1903任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人及总教习。1904－1919年任济南协和神学院教授。创办《山东时报》，后因病逝于潍县。
[14] 例如山东人贾奉智，他曾在上海浸会神学院工作，1951年到新疆布道，后来长期居住在塔城。参见平根昌：“新疆西北教会之行”，见《天风》复总113期，1992年5月。
[15] 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由李汉文、徐复生等人所发起，是华人信徒自发组成，专门向本土华人布道的团体。
[16] 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页224－236。
[17] 滕近辉：“华人教会历史中的短宣运动”，见《香港短宣中心》第66期，1999年1月。
[18] 赵天恩：“二十世纪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摧毁与重建”，第四届中国学人培训营（达拉斯，1999年12月25-31日）及美中基督徒冬令会（芝加哥，1999年12月26-30日）的专题讲稿。
[19] 乐道院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北长老会差会在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基地，集教堂、医院、学校为一体，位于山东省潍县县城东南5里。今为潍坊市第二中学和潍坊市人民医院。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这里曾是日军关押大批英美侨民的著名的潍县集中营，包括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1924年奥运会400米冠军英国人李爱锐（伊利克·里达尔），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
[20] 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3。
[21] 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的十架道路”，见《举目》第13期，2004年3月，页5。
[22]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3。
[23] 节自赵西门的诗歌《征人》，此诗曾刊载于《生命季刊》第3卷第3期，当时署名为“一传道人”。
[24] 其中张美英、李佩贞仍然在世，其他在世的早期西北灵工团成员还有张师娘（张谷泉之妻，现已92岁）、张淑英、李道生等约10人。
[25] 转引自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得十架道路”，见《举目》第31期，2004年3月，页5。
[26] 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27] 邓肇明：“西门大叔”，见邓肇明编著：《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页149－154。这段文字中还特别提到杨绍唐牧师亲自到码头为赵西门等人送行这个细节。
[28] 张俊廷口述：“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http://arab.com.cn/show_hdr.php?xname=Q21FF01&dname=L7DAI11&xpos=5，2007年1月18日下载。
[29] 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得十架道路”，见《举目》第31期，2004年3月，页5。
[30] 其中，几位身体不好的肢体沿途留下，张俊廷、王守仁等4－5人继续西进到哈密。同上注。
[31] 两位主要领袖中，张谷泉乘飞机从上海到乌鲁木齐后转到哈密，李石英则由潍坊，经济南和张家口，辗转到哈密。同上注。
[32] 据黄清治介绍，他在1949年8月与张谷泉见面时，张承认其“传回耶路撒冷”的口号是从《遍传福音报》得来的启示，但灵工团的名字则时张自己起的。转引自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2－14。
[33] 边云波回忆说，“忘记了是1946年冬天还是1947年春天，潍县灵修院的负责人张谷泉弟兄在南京黄泥岗教会讲道，再一次提到他们把福音西传的托付。我有幸认识了他，很受激励。当年他写的《西北之灵工》一诗中也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34] 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35]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2。
[36] 该诗也叫《举目向西展望》，由赵西门创作于1950年，曾刊于《西北灵工》。
[37] 在和田传道的前后共有8人来自西北灵工团，包括赵西门和文沐灵，以及姚R.T.、翟A.R.、曹W.L.、李X.H.、姚C.M.、咸R.H.。转引自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九卷第1期，2005年3月。
在历史意义层面的考量之外，三十年来中国基督教的快速发展的现实，也催生了一些宣教的运动和努力，既有本乡本土的宣教，也有面向异族，甚至异邦的宣教努力。其中，近年来海外教会关于中国宣教最为关注的话题莫过于“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运动了[1]。而他们基本上都会溯源到1940年代的两个本土宣教团体：源自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2]的遍传福音团[3]和源自山东潍县灵修院的西北灵工团。甚至一些其他事工，在关联到西北以至中亚的工作时，也会间接提及这些早期的宣教运动。例如，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表示，他们的赈灾工作超越亚洲，覆盖世界其它地区，这是因为他们有志承接西北灵工团的工作，带领中国教会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完成普世宣教的使命。在其关于西北灵工团的注释中，这么说道，“西北灵工团于1946年成立，由山东的张谷泉牧师发动，其宗旨是期望由中国的边疆开始，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4]
关于遍传福音团的历史，目前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梳理，其中相对比较完整的是王瑞珍的《神国侠侣——西域宣教传奇：南疆宣教先锋赵麦加何恩证的真实故事》（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年）。对于西北灵工团，也已有不少文字见于各种基督教刊物或网络。例如，Google搜索中文“西北灵工团”共有526000项，尽管由于据当地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已经是一个至少在教会内部比较引人关注的话题。在基督教刊物中出现的基本上以个人见证为主，带有强烈的“传奇”或“故事”色彩，主要见于《桥》、《中国与福音》、《生命季刊》等。需要提到的是，这些都还不是较为完整的历史记述，而且这些片断的记载中互相之间甚至还有矛盾之处[5]，从神学、历史学、宗教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深入研究则更为罕见[6]。
“求主带我进内室”[7]：西北灵工团的肇端
在张谷泉等早期领袖的个人领受等因素之外，西北灵工团的成立其实与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很有关系。从抗战到内战，山东等地一直处于战乱，社会极不稳定。“新疆教会的开拓者”一文也提到，“当时内战烽火四起，百姓生活不安定，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到灵修院，过受穷受苦的生活。”为了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同时也为了其未来的出路，张谷泉等人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建立教会。可以说，战争的社会大背景成了西北灵工团创立的催化剂。
在整个中国教会方面，除了内地会等西方差会和宣教士一直致力于福音传遍中国，包括边疆地区的努力之外，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一些中国本土的教会和传道人也开始参与到这个宣教运动中来，其中边疆布道事工成为其中一个热点。发起和推动国内布道事工的中国基督徒最早应是山东潍县的丁立美牧师。1910年，他联合河北、山东、安徽、河北的学生代表，在通州的协和大学成立义勇布道团（即后来的中华基督教学生立志布道团）。1922年，该团在江西牯岭召开第一次全国打回，有48个支团，约1600名成员，其中130人加入教会作传道。尽管布道团的经费主要来自西方差会，但也标志着中国基督徒开始承担向本土宣教的责任。
二十年代以后，中国教会出现了不少布道团，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伯特利布道团和宋尚节的个人布道事工[8]。当时，还出现了一些旨在向海外华人宣教的团体。例如，翟辅民1929年成立中华国外布道团，主要面向安南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开展事工。另如，赵世光等人1941年成立的后来演化为灵粮堂的南洋布道委员会，专注于南洋地区。
在边疆布道方面，丁立美也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1918年，他在江西与余日章、诚静宜等人发起组成云南布道筹备委员会[9]。次年春，丁立美夫妇等7人受差往遇难调查和布道。1920年，中华国内布道会正式成立，诚静宜任会长，在云南[10]、西北、东北等边疆地区进行布道，建立教会。
抗战爆发后，大量原来居住在东南沿海的基督徒西迁。随着他们与西部边疆民众的接触，开始对边疆地区的增加兴趣和投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39年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专门成立的边疆服务部，他们在四川西部和西康地区开办教育和医疗事工，并向当地少数民族群体宣教[11]。一些大后方的基督徒学生和知识分子，响应服务少数民族的呼召，到边疆地区开办学校和医院，其中部分从此就留了下来，长期居住在这些地区[12]。
到了四十年代末期，边疆布道甚至成了多间神学院的共同异象，并纷纷成立祷告小组或布道团，鼓励毕业生投身边疆宣教事工。其中，遍传福音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一群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的师生所发起。尽管遍传福音团的成员并不多，但他们在陕甘宁青新一带开展了一些巡回布道事工，后来还在新疆天山南北建立了一些教会，直至如今。另外，1948年，华北神学院[13]在由山东南迁至无锡梅园后，也成立了边疆布道祷告小组。而上海浸会神学院的学生也为边疆布道工作成立了祷告小组，其中还有人前往新疆布道[14]。
1947年在青岛成立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也致力于边疆布道，在其简章中明确将其列为其中一项事工，“以差遣工人前往各地及边荒遍传福音，及服事各地教会为宗旨”。[15]但是，梁家麟指出，他们的主要成员基本上都是奋兴家，而非布道者，长期到边疆工作的仅有桑世光夫妇，主要是在云南傈僳族中布道。其余各人，仅以短期宣教的形式在边疆地区巡回布道。而其最主要的边疆事工是与那些原来已经在边疆工作的传道者联系，邀请他们加入中华基督徒布道会，例如蒙古地区的刘桐山，以及新疆的刘颂三[16]。
此外，滕近辉提到，赵君影、艾得理（David Adeney）等人在大学中进行布道，影响了大批学生日后奉献成为传道人，其中最有名的战后曾到云南布道的边云波，其诗歌《献给无名的传道人》广为流传[17]。而赵天恩则提到，当年的中国基督教学联除了影响到后来台湾校园团契的发展，还产生了一大批大专学生的奉献者日后投入中国宣教的禾场，例如西北灵工团，他们从上海一直往西北部传福音，打开了福音的门户，建立了教会[18]。
正是在这个战乱的社会大背景，以及整个中国教会的边疆宣教运动中，西北灵工团得以逐渐酝酿、成型和发展。作为灵工团的主要创办人，张谷泉牧师早年肄业于山东华北神学院，与谢模善同班。由于受抗日战争的影响，没有完成神学课程。他先是在山东做巡回布道，在各地领会，其初期事工基本接近于三十年以来由宋尚节等人所倡导的奋兴布道。
据称，他早期比较受耶稣家庭与小群（聚会处）的影响，但他觉得受到感动，要开始一个不同的事工。据“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介绍，“正在（张谷泉）取舍不定的时候，有声音对他说：‘孩子，这都不是你当走的道路，我对你另有托付。’”此后不久，他在山东饮马齐林庄教会领会的时候，听到一位齐长老读经读到撒母耳记下7：8－11：
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象从前扰害他们，并不象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靖，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
张谷泉相信这是来自神的声音和应许，视之为神对他特别的选召。1946年，他与同班同学李石英牧师从滕县华北神学院迁到潍县，暂住长老会的乐道院[19]。随后，由于从战区逃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决定成立灵修院。“每天上圣经课，凡物公用，又注重真理栽培，顺服圣灵的引导。”[20]灵修院先后招收了学生40多人，其中不少来自耶稣家庭[21]。至此，西北灵工团的雏形大致形成。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张谷泉大概已经知道将来要建立的家室是在新疆或甚至更远的地方了[22]。
“举目向西展望”[23]：进入新疆
最早从灵修院受差从山东前往新疆的是齐鲁大学学生张美英和刘淑媛等人，大约是在1947年出发。为了壮行色，张谷泉特别写下奉差到西北的第一首诗歌：
天国之大使，奉命救亡魂。甘受跋涉苦，愿披戴风尘。手不拿拐杖，腰中无金银；生活效法空中鸟，一切需用仰赖神。似乎是贫穷，却使人富足；好像无所有，样样超乎人。表彰基督新生命，宣扬十架真福音。脚踪到处尽佳美，足迹走过开恩门；引罪人归救主，领荡子见父神。作工凭灵力，不靠舌齿唇；爱人愿舍命，非谈纸笔文。遵行父旨选召神百姓，体贴主心，不愿人沉沦。知道爱旗环球插，方觉本分行完尽。
据洪保罗回忆，“1946年当灵修院全体禁食祷告时，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刘淑媛和张美英两人去新疆，作我召他们所作的工。于是，这两人不带金钱，只拿着一个包裹，几件随身衣服就启程了。第一批两位先到甘肃，第二批陈邦千、黄得灵、李佩贞三人到武威会合，后来到酒泉[24]。这四女一男五人是开路先锋。”[25]边云波也提到，“1946年秋天，我到了南京，一面继续大学的课程，一面在一些院校团契中参与一点服事工作。有一次在泰东神学院，听到了刘淑媛、张美英两姊妹的见证。她们是从山东潍县灵修院（早年的乐道院）出来，要到新疆去传道的。她们服装朴素，语言朴实，却感人很深。”[26]当时在南京泰东神学院读书的赵西门和妻子文沐灵也是因着听到这两位姊妹的见证，深受感动，决定到大西北传道，并于1949年与另外两位姊妹一道坐船从南京出发西进[27]。
1948年，灵修院全校禁食祷告时，张谷泉等人决定放下潍县灵修院，带领全部师生及家属，离开家乡前往新疆，先后分八批抵达新疆哈密。关于这一段历史，不少资料都提到西北灵工团共115人从山东前往新疆，其实这个数据和信息并不准确。据张俊廷长老回忆，从山东潍坊陆续出发的同工约30－40人。次年，西北灵工团在哈密正式成立的时候才有10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在哈密和沿途加入的[28]。例如，赵西门和文沐灵夫妻是从南京出发到哈密会合，再如唐远模则是在哈密与张谷泉等人开始接触的。“新疆教会的拓荒者”一文也提到，1948年和1949年张谷泉“在哈密举行奋兴布道大会，灵工团不少骨干人员就是在那时候感动归主的。”此外，石问帆提到，“灵工团有杨绍唐牧师作顾问，他除了传达异象外，也协助培训有心去西北的弟兄姊妹。因此，他们的成员不仅有山东潍县灵修院的师生，也包括其他省份的基督徒。”[29]
1948年4月，戴开诚、张俊廷、李天存、王守仁4位弟兄，以及王力琴、张淑英、张炼净等5位姊妹，一行共9人从山东潍坊出发，经青岛、上海、南京、徐州、郑州、开封、洛阳、潼关、西安、宝鸡、天水、兰州、武威、酒泉，最后抵达哈密[30]。在这千里西进的路途中，常有当地的教会接待他们，赠送衣服、食物等。一路上，他们曾乘坐过火车、轮船、汽车，但越往西走，他们的路程就越艰难，很多时候是靠马车和步行。而马车也主要让姊妹们和孩子乘坐，以及担负行李，而弟兄们则多为步行[31]。
张谷泉等人到达哈密之后，继续实行在山东潍县的信仰和生活方式，在那里过凡物公用的公社生活，并形成一个基督徒群体，取名“工人之家”。不久，为了方便对外工作，正式更名为西北灵工团[32]。张谷泉还创作了诗歌《西北之灵工》，作为西北灵工团的主题曲：
西北之灵工末世大振兴，愿兄姊努力作主工，作主工，作主工。
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蹿山复越岭，徒步又航行，旷野和沙漠路开通。
撇弃变卖行神旨，流泪洒汗追主踪。
说什么肉身成道，无非是靠主大能。
也不论男女老幼，也不论愚拙聪明，都抱定牺牲主义，愿流血报答主恩情。
并非是走入极端超群离众，只为爱救主愿舍弃己生命。
末世狂风急，鬼魔施威能。
多少灵魂入罪坑，神子奋起抢救亡灵。
不避艰苦，甘受贫穷。
踏锡安大道，面巴勒斯坦。
爱旗插遍心始安宁，迎主再来橄榄山顶。
作主工，作主工，愿父旨早完成。
此乃是主托大使命，望主内兄姊都遵从[33]。
灵工团在哈密以新市场一号院为中心，在周边传福音，造就传道人员。他们自食其力，过集体生活，并设立医务、木工、菜园、打白铁等服务行业，作为其主要的生活来源。边云波也说道，“后来由潍县灵修院去往新疆的同工们，组成了西北灵工团。他们的共识是：不诉苦，不借贷，不谋求中国教会的固定资助，更不会向西方教会募捐。他们的事迹见证是令人感泣的。”[34]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经济资助，“一切需用全凭信心仰望主”，在他们达到哈密初期，生活非常艰难，“喂驴的高梁面、喂猪的苦菜，是他们充饥果腹的美食。秋天在街上扫的落叶，冬天到戈壁滩上去拾的骆驼粪，是他们煮饭取暖的燃料。”[35]
值得提及的是，1949年4月，西北灵工团创办了不定期发行的《西北灵工》，主要由赵西门等人在哈密编辑，然后在上海印刷出版。这份刊物成为其他教会和信徒了解西北灵工团事工和异象的重要渠道，也确实感动了不少信徒对边疆布道的关怀。赵西门在编辑《西北灵工》之余，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诗歌。其中，《征人》一诗很有代表性[36]，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当时西北灵工团的心志：
举目向西展望，广大禾场荒凉。
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
泪，在我们的眼眶！血，在我们的胸膛！
高举基督的旌旗，抢救迷失亡羊。
末世主来日近，争战号筒紧张。
急起穿戴军装，冲破撒旦罗网。
死，展开恐怖翅膀！罪，掀起世界波浪！
我们只管前进，忠心至死抵挡。
抓住将来希望，倾家荡产勇往。
背起沉重十架，走向骷髅疆场。
命，要为主拼上！心，在永远的家乡！
帐棚一旦被拆毁，生命必得释放。
这种“举目向西展望”的志向在《西北灵工》第二卷第一期的卷首语中表达得更为明确：“我们的道路在祖国的边疆——新疆和西藏。我们的道路也在祖国的西方——印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阿拉伯、帕勒斯坦。这些地方是神托付我们所要走的道路，是他划给我们工作的地界。”
带着这个继续向西的异象，西北灵工团在哈密初步稳定下来之后，就开始差派其成员分头到南北疆各地去传福音，建立聚会点，包括七泉湖、巴里坤、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克苏、喀什、和田[37]等地。在短短两年间，西北灵工团展开了大量的工作，信徒人数约300人，成为新疆地区组织最庞大的宣教机构。
[1] 参阅传回耶路撒冷网站：http://www.backtojerusalem.com/
[2] 陕西凤翔西北圣经学院院长戴永冕(James Taylor)原在河南开封开办圣书学院，后于1941年迁到凤翔开办圣经学院。此时，与霍超然一起在甘肃泾川开设西北圣经学院的魏宏钧等人加入改院，并更名为西北圣经学院。参见李建国：“怀念霍超然牧师”，见《桥》第78期，1996年8月，页14。
[3] 西北圣经学院教师马可牧师于1943年5月发起成立遍传福音团，英文名为Chinese Back to Jerusalem Evangelistic Band，可直译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使团”。马可原名马荫棠，1909年生于河南。1941年开始在西北圣经学院任教务主任。1946年戴永冕到台湾开办圣光神学院后，马可接任西北圣经学院院长。次年，学院迁往宝鸡。1948年，由于内战，学院结束，马可转到重庆循理会圣经学院任教。详见邓肇明：“遍传福音的马可”，见邓肇明编著：《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页231－238。
[4] 中国福音事工促进会：“救灾与种福”，见《香港号角月报》2004年8月。
[5] 据说西北灵工团的初期成员李道生和唐远模已经分别撰写了其早期和后期的历史，并准备整合成一本完整的历史记录出版。
[6] 梁家麟在其关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研究中简单勾勒了西北灵工团的基本情况，详见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北京基督徒学生会与中华基督徒布道会》，香港：建道神学院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1年。
[7] 节自张谷泉的诗歌《思慕的祷告》，作于乌鲁木齐狱中。据赵西门说，此诗以及《火炼》一诗为张谷泉在狱中用针线绣在旧布上，夹在棉衣内传出狱外的。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9卷第2期，2005年3月。
[8] 不过，其中有些布道团主要是地区性的布道事工，有的则主要是奋兴事工，真正的边疆宣教工作并不多见。
[9] 后来扩大为中华国内布道会云南支部，而该布道会可以被认为是由中华续行委办会所推动的中华归主运动的派生结果之一。
[10] 云南是该布道会的主要工场，女教士陈玉玲是其中的代表。参见梁家麟：《华人传道与奋兴布道家》，香港：建道神学院，1999年，页144以下。
[11] 陈廷湘：“抗战时期基督教会在中国西南民族地区兴办教育研究”，见王忠欣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第3辑，恩福，2005年，页131－144。
[12] 战后，还有一些针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布道团体，如主要针对海南黎族和苗族的中国黎苗布道团等。此外，在边疆布道方面，还有主要在华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展开工作的中华西北布道团，尽管其创立者是美国传教士高爱壁，但其成员则多为中国信徒。
[13] 华北神学院由赫士(Watson M. Hayes)博士于1919年创立于山东滕县，1949年停办，1991年在台湾复校，由胡鸿文任院长。赫士是美国北长老会牧师，1882年来华，在山东青州传教。1885－1895年任登州文会馆教习，1896－1901年任该校校长。1901－1903任山东大学堂的创办人及总教习。1904－1919年任济南协和神学院教授。创办《山东时报》，后因病逝于潍县。
[14] 例如山东人贾奉智，他曾在上海浸会神学院工作，1951年到新疆布道，后来长期居住在塔城。参见平根昌：“新疆西北教会之行”，见《天风》复总113期，1992年5月。
[15] 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由李汉文、徐复生等人所发起，是华人信徒自发组成，专门向本土华人布道的团体。
[16] 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页224－236。
[17] 滕近辉：“华人教会历史中的短宣运动”，见《香港短宣中心》第66期，1999年1月。
[18] 赵天恩：“二十世纪神在中国教会的作为——摧毁与重建”，第四届中国学人培训营（达拉斯，1999年12月25-31日）及美中基督徒冬令会（芝加哥，1999年12月26-30日）的专题讲稿。
[19] 乐道院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北长老会差会在中国建立的规模最大的一个传教基地，集教堂、医院、学校为一体，位于山东省潍县县城东南5里。今为潍坊市第二中学和潍坊市人民医院。1942年3月到1945年8月，这里曾是日军关押大批英美侨民的著名的潍县集中营，包括华北神学院院长赫士，1924年奥运会400米冠军英国人李爱锐（伊利克·里达尔），曾任蒋介石顾问的美国人雷振远，齐鲁大学教务长德位思，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辅仁大学附中教师恒安石。
[20] 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3。
[21] 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的十架道路”，见《举目》第13期，2004年3月，页5。
[22]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3。
[23] 节自赵西门的诗歌《征人》，此诗曾刊载于《生命季刊》第3卷第3期，当时署名为“一传道人”。
[24] 其中张美英、李佩贞仍然在世，其他在世的早期西北灵工团成员还有张师娘（张谷泉之妻，现已92岁）、张淑英、李道生等约10人。
[25] 转引自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得十架道路”，见《举目》第31期，2004年3月，页5。
[26] 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27] 邓肇明：“西门大叔”，见邓肇明编著：《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页149－154。这段文字中还特别提到杨绍唐牧师亲自到码头为赵西门等人送行这个细节。
[28] 张俊廷口述：“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http://arab.com.cn/show_hdr.php?xname=Q21FF01&dname=L7DAI11&xpos=5，2007年1月18日下载。
[29] 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得十架道路”，见《举目》第31期，2004年3月，页5。
[30] 其中，几位身体不好的肢体沿途留下，张俊廷、王守仁等4－5人继续西进到哈密。同上注。
[31] 两位主要领袖中，张谷泉乘飞机从上海到乌鲁木齐后转到哈密，李石英则由潍坊，经济南和张家口，辗转到哈密。同上注。
[32] 据黄清治介绍，他在1949年8月与张谷泉见面时，张承认其“传回耶路撒冷”的口号是从《遍传福音报》得来的启示，但灵工团的名字则时张自己起的。转引自光：“新疆教会的拓荒者”，见《桥》第31期，1988年10－11月，页12－14。
[33] 边云波回忆说，“忘记了是1946年冬天还是1947年春天，潍县灵修院的负责人张谷泉弟兄在南京黄泥岗教会讲道，再一次提到他们把福音西传的托付。我有幸认识了他，很受激励。当年他写的《西北之灵工》一诗中也有‘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诗句。”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34] 边云波：“‘福音传回圣城’的我知我见——《残笺如泪》序言摘要”，见《生命季刊》第10卷第4期，总第40期，2006年12月。
[35]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2。
[36] 该诗也叫《举目向西展望》，由赵西门创作于1950年，曾刊于《西北灵工》。
[37] 在和田传道的前后共有8人来自西北灵工团，包括赵西门和文沐灵，以及姚R.T.、翟A.R.、曹W.L.、李X.H.、姚C.M.、咸R.H.。转引自陆传：“丝绸之路上的西北灵工团──赵西门弟兄书信诗文原件的见证”，见《生命季刊》第九卷第1期，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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