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剑波博士“西北灵工团史述及思考”所想到的）
新 恩
宣教（Missionize）是基督教会不可抗拒的使命（Mission）。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任何基督徒都不例外。对于中国教会而言，尤其显得迫切。因为我们让这使命尘封太久。自福音入华，我们不断领受普世教会的恩典，却几乎没有“白白的舍去”。直至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才打破这尴尬的僵局。奋兴家宋尚节的出现，带来了激动人心的福音异象。他的火热布道，点燃了许多基督徒的宣教热情。大批福音队伍因运而生，西北灵工团便是其中之一。
今天许多中国基督徒所熟悉的口号：“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Back to Jerusalem），就是当年西北灵工团的宗旨。在不少大学生中有强烈的影响力。许多青年基督徒蒙召，“用自己的手放下心爱的一切……是自己的脚甘心到崎岖的路上奔走”（边云波“献给无名的传道者”）。他们怀着单纯的信心，自东而西渐渐挪移。尽管其中许多人过着“非人”的不堪生活：餐风露宿、饥寒交迫，甚至以猪食充饥！但这仍然阻挡不住他们迈向“迦南”的步伐。为了福音，要付出“血的代价”是他们大多数人共同的信念。就如同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一样。这种为他人灵魂的“焦急”与对福音使命的委身，是今天教会的榜样！尤如一面明镜，使那些（也许就是我们）一心追求成功之道，享受安全而温暖的生活的基督徒们汗颜！而寄生在中国城市中的小资基督徒们，更应当感到无地自容！整天在咖啡时光中或神学院里高谈阔论宣教学的“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他们在宣教上“一个指头也不动”，却不断增加别人的“重担”。
不可否认，西北灵工团的热心与受苦确是十分感人的见证。其中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去继承与发扬。但平心而论，他们的不足也十分明显：无论在神学上还是在策略上。即使他们曾经得到当时最出色的牧师之一杨绍唐的相助（解放前）。可以肯定，大时代的（教会）背景决定了他们灵性的基本色调。不过，我们需要留意，这毕竟是中国教会较大规模的跨文化宣教的初步阶段。
时过境迁，逝者如斯。任何的评论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没有意义，但作为上帝所拣选作为现时代福音使者的教会，我们不能只简单的强调使命，应当努力作系统、深邃的反思。尤其在如今许多人乐此不疲的鼓吹“传回耶路撒冷”的狂潮中，更显得必要。希望透过“西北灵工团”的话题，有一个美好的开端。
1．领受完整的使命
《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基督徒并不陌生。但许多人往往只强调布道（宣教）的层面（笔者记不清多少次听传道人分享这段经文，几乎无一例外）。我们承认，使命只有一个，但却不只一项内容。除了“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外，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建立教会）；并教导、监督他们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话”（真理牧养）。这是教会成长的“三股绳子”，缺一不可。否则，福音事工势必将“事倍功半”。事实上，中国教会福音事工的挫折，大都源于缺失后两项所致。不是忽略建立教会的预备，就是忽略神学教育（不单指学院）。这种现象甚至在历史的大复兴中也屡见不鲜（如美国穆迪、芬尼时代）。
2．末世情怀的误区
时代论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十分广泛，对解放前的教会尤其如此。特别是对末世论的见解。事实证明，无论是“西北灵工团”还是现在的某些福音团体，都极力地宣扬末世（二十世纪是最后一个时代）。前者表现为“变卖一切”（破釜沉舟），后者经常鼓吹“中国接过最后的宣教火炬”。过分浓烈的末世情怀带来的危机便是：缺乏长远的战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救眼前的灵魂是唯一有价值的事。因此，研究筹划等于浪费时间，成立机构也完全多余。没有清楚估算未来事工的代价，是造成许多灾难性事件的根本性原因。例如严重的经济危机。（顺便提一下，许多西北灵工团的弟兄姐妹在极度的贫寒中，仍然不为所动，继续过信心生活。这与今天动不动就募捐，甚至以宣教口号而敛财之流绝不可同日而语。虽然许多人宣称继承西北灵工团的异象，却早没有了他们的信心与骨气！）但他们有自己的解释：困难或是魔鬼的试探，或是上帝的试炼。比较缺乏对自己观念的反思。因此，他们就更加注重教导受苦、舍命。再次强调，这种精神在追求安逸的现代社会，实在显得无比珍贵。尽管传福音固然免不了吃苦，但我们应当注意到另一面：不能把传福音简化为仅仅是“肉身受苦”的体力操劳！宣道也不一定等同殉道。
3．初期模式的再思
在许多教派（一般比较反理智）那里，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一切的模型（The form），例如使徒的教导是历世历代神学的规范一样（The form of teaching）。这样的理解明显有很多的牵强之处。首先，我们没有理由推举使徒时代的某一个教会为代表。就像很多人十分强调的《使徒行传》中的第一个教会。实际上，在初期使徒们就已建立了许多的教会。而圣经清楚揭示了那时教会一些缺点。其次，我们必须谨慎区分使徒的福音观念与教会实际状况的不同。他们所领受的信仰真理是永恒的，但他们传道、建立教会的方法是有时代局限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基本信仰与安提阿教会的原则不会有什么差异，但她们在信仰生活上则有明显的不同。“门徒”在那里改为“基督徒”一事，就为我们展示了两地之间的文化距离。再者，就着我们作为外帮教会的身份而言，如果要强调，难道外帮教会的模式不更加贴切吗？因此，西北灵工团或是别的团体机械的拷贝单个教会的样式，都是盲目的。即使他们仿效的是使徒时代的某个教会。
4．文化环节的缺位
综观教会的异文化宣教史，没有不需要花很长时间去跨越文化鸿沟的例子。利马窦（Ricci Matteo）如是、克理·威廉（William Carry）如是、李文思顿（Livingstone）复如是。他们花很长时间在语言上。既要精通圣经的原文，也要精通当地的语言。因为这样才能较好地翻译圣经。宣教历史清楚的告诉我们：翻译圣经是基督教福音跨越文化的最重要桥梁。另外，他们还研究当地的政治状况，及居民的生活习俗，以期能采取更好的方式布道。但反观中国教会的情况，恰恰相反。我们口口声声要把福音传到耶路撒冷，但却没几个人会希伯来语。但愿不是一个都没有！更加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当代中国基督徒去伊斯兰国家宣教却以卖猪肉为生！哀哉！与当代许多基督徒文化素质过低不同，西北灵工团（或类似团体）却不乏大学生。那他们又何以如此漠视文化因素？答案是，他们反神学的“神学”使然！
5．人本主义的网罗
人本主义如果不是教会最大的敌人，也是最大的敌人之一。千百年来，它如同阴魂不散的幽灵一般，穿梭于各个时代。中国教会自然不会例外。在有些人那儿表现为削足适履的妥协，在有些人那儿则是自我神化。神学亦不外有二：理性主义或神秘主义。解放前，也许是迄今为止中国教会最两极化的时代。对任何一派不满，很容易就会滑到相对另一派。面对当时走理性路线的“不信派”，坚持福音信仰的教会或多或少就会变成“反理性”。以聚会处为代表的家庭教会，都留下很明显的反智痕迹。深受“小群“影响的灵工团概莫能外。因此，他们的观念或行动并不都是全然出于神（圣灵）。也许带领者是很清楚的，但跟从者就难说了。我们并不怀疑他们服侍的诚意，只是在一个激情澎湃的场景里，他们有时也难分清究竟是呼召还是情绪。当然，如果换作我们也未必更高明。至少对于笔者是如此。
我们不得不指出：一味地鼓吹“回归耶路撒冷”，难免有英雄主义之嫌。试问我们究竟是为了拯救灵魂，还是进行传福音竞赛？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中国就有十几亿，印度也是。佛教、穆斯林的世界同样广阔。上帝如果给我们耶路撒冷的异象，显然的，不会是单为耶路撒冷，而是要我们注意它的方向。这些地区不是去耶路撒冷的顺带工作，也不是耶路撒冷宣教的陪衬。因为在神的眼中，所有人的灵魂都一样宝贵。
最后（针对现今的处境）要说的是：在边云波前辈的《无名的传道者》与晓敏的《迦南诗选》中都不同程度体现了中国传道人的心态失衡――自爱、自怜、自夸、自义。在《无名的传道者》中作者描绘主人公好像斩钉截铁的抛弃“书桌、田园、亲人”，却又如数家珍。“此地无银三百两”，这岂非在在表明他是如何的留恋？！蒙召成为神的仆人，是神的恩宠，是极其荣耀的事，而到了二位笔下却如此的缠绵！尤其不能忍受的是《迦南诗选》，“踏上这条路”是何等何等的苦，真的吗？如果不是成了传道人，我想有些人一辈子也去不了美国。而且还经常在教会作威作福！还不无夸张的说为福音“走过最深的山谷，爬过最高的山坡”。怪不得福音事工没什么太大的实质性进展，因为爬过珠玛朗玛是费劲的。话说回来，做传道人确实要受一些苦，但世上从事哪项工作没有困难?而比起上帝的恩典、收获灵魂的喜乐以及将来不能言喻的荣耀，我们所受的又何足挂齿？
他们息了世上的劳苦。。。。。。如今与主同在好得无比！
注： 因时间紧迫未能注明引用出处，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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