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流血秦国道”[1]：新政权下的新处境
1950年，新疆解放。出于稳固新政权的需要，基督教作为被认为带有历史污点和西方色彩的宗教在全国范围内收到压制，西方宣教士被尽数驱赶出境。作为边境地区的新疆，整体情形与内地基本一致[2]，只不过这里的外国宣教士早在1940年就已被盛世才（1933－1944年期间任新疆督军）政府驱逐了[3]。因此，在新政权建立后，受到冲击的主要是由中国本土信徒发起的布道事工[4]。其中西北灵工团首当其冲，成为第一个被打击的基督教团体。
西北灵工团之被严厉打击源于其时全国范围内展开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这在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初从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既然西北灵工团被定性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组织，其教会，特别是领袖肯定就难逃其祸了。
事实上，早在1950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尚未全面发动之前，新疆的政治气氛已经非常紧张，两位灵工团同工在喀什被捕。1950年冬天，赵西门等5人南下和田，“到了和田十天左右，公安局便着令（赵西门）大叔等立刻离开，四处茫然，只好转到喀什。喀什那时主要是个维族的城市，灵工团于1949年9月到达时，便是在汉人较多的疏勒展开工作，所以大叔等51年1月赶到喀什，也是回到疏勒。”[5]不久，赵西门、张美英等人正式被捕，2年后被转到乌鲁木齐。值得提到的是，就在被捕前十天，赵西门写下了广为传唱的《十架归路》一诗[6]：
我心饥渴地爱慕，十字架地归去路；火的时代催我走，不容少有所踟躇。
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
我宁拣选十架苦，不愿拣选平安路；我愿流血秦国道，不愿偷生在斯土。
甘受十字架的凌辱，与主同尝杯中苦。
十字架的归去路，凄酸苦痛多云雾；常经软弱和枯干，多有眼泪多伤楚。
然而主慈手常搀扶，领我前进不后顾。
这条十架归去路，本是漫长的征途；有血有泪有争战，多风多雨多险阻。
几千年来的殉道血，都在这路上流出。
随主到客西马尼，随主到骷髅疆土；最后进入永远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
作为西北灵工团领袖的张谷泉更是不能幸免，1952年他在哈密被捕，随后被押解到乌鲁木齐监狱囚禁。在乌鲁木齐的监狱中，赵西门等在喀什被捕的同工见到了在哈密被捕的张谷泉等人。当时，由公安厅、检察院和法院三个单位成立了专案小组，专责处理西北灵工团的反革命案件。西北灵工团的部分成员因着其“反革命罪”而付上了沉重的代价，1956年，张谷泉死于狱中。1960年，赵西门之妻文沐灵在被捕次年也死于狱中。之外，刘德明、石新民也先后殉道。而赵西门则在监狱和劳改生活中长达30年，直到1981年才重获自由。
不过，在灵工团内部也有一些同工和信徒或者放弃信仰，或者主动与政府合作，从而获得一定的宽大处理。据赵西门回忆[7]，
在灵界，撒旦在新疆找到主要的进攻目标：神的工人之家西北灵工团。城市、农村、山区、牧场，都在敲锣打鼓欢呼“镇反”，教会的房屋里却乌云滚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结果，神的工人纷纷被捕入狱。剩下的人，站在形同烈火的形势面前，有的从前高喊“为主舍命，至死忠心”的人竟摇身一变，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作假见证，干出卖主卖友的事。
尽管赵西门没有提名点姓，但当时肯定有不少人因着环境的压力而妥协，这一点其实并不奇怪，与内地教会的情况也是颇为类似的。不过，赵西门明确提到，哈密的“工人之家”在几位主要同工被捕的强大压力之下，“俯首无声自行解体”。[8]而喀什的西北灵工团的“家”在1951年随着赵西门等人被捕也被关闭，“于是，神在新疆最后一处工人之家，在口号呼啸声中被拆毁了。至此，西北灵工团历史性地无言地宣告最后一段路程的结束。”[9]
“今后又当何如”[10]：几点思考
不过，西北灵工团并没有完全“结束”。1980年代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逐渐推行到新疆等内陆和边疆地区。西北灵工团当年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镇压和打击的成员逐渐得到平反[11]。而早在1970年代莫，就已经有一些原西北灵工团的信徒逐渐恢复小型的家庭聚会。赵西门在获释后先在疏勒一带自由传道，1988年后参与喀什教会的工作，努力筹建教堂，直至2001年离世。一些继续留在新疆，没有返还家乡的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在1980年代页开始重新活动，其中唐远模成为1980年代以后的西北灵工团延续工作的主要代表之一。据一位西北灵工团第二代同工介绍，阿克苏在唐远模的带领下，已经成为西北灵工团在新疆，特别是南疆的宣教中心。如今，当年西北灵工团的成员已经所剩无几了，但其后代，包括“肉身的后代”和“属灵的后代”，则散布于新疆各地，特别是其1980年代以后在各地建立了大小不等的教会和聚会点。尽管具体的信徒人数和聚会很难准确统计，但这段中国本土信徒的宣教历史却留下了很多“遗产”，值得继续思考。
思考之一：“第一次福音移民”？
梁家麟提到，“为解决这群难民学生的生计，为谋划他们的未来出路，张谷泉等萌生了‘移民宣教’的想法，决定率领灵修院的学员共同迁居新疆，在那里开拓福音基地”。[12]赵西门在描述当年从山东潍县向新疆进发的那支西进布道队伍的时候说道，“这是一批耶和华的军队。在这队伍中，有青年独身的弟兄姊妹；有一对夫妇带着几个孩子的小家庭；有不满十岁的儿童和年逾花甲的老人。”他进一步提出，“这是中国教会史上的第一次福音移民。” [13]是否第一次或许还无法定论，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带有明确宣教目标和福音布道性质的团体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
事实上，在在西北灵工团这支移民宣教队抵达哈密之前，已经有一支河南移民在那里垦边，其中有20多人是基督徒。1944年，他们到达哈密，被安置在市内定居，各自谋生。次年，正式成立聚会点，“大家经常在一起读经、祷告，谈道，彼此相爱，互相鼓励。”[14]然而，这个群体与西北灵工团确实还是存在不少的差异，其屯边谋生的性质应该说要多于福音布道，尽管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在一同移民过来的垦民以及当地原有居民中传福音的心愿和行动。
不过，同时也不能说梁家麟所说的灵工团远赴西北边荒乃是谋生找出路的这个因素完全不成立，这样的考虑在当时的战乱背景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然，这绝不等于说否认张谷泉等人所领受的福音西传，甚至是“传回耶路撒冷”的感动和负担。事实上，梁家麟认为，西北灵工团是抗战胜利后向新疆布道的最重要团体，组织的规模不大，历史不长，但差出的工人最多，其运作的形式也使最多的成员留在工场，长期委身[15]。而同时代进入新疆的遍传福音团，在1948年西北圣经学院结束马可转到重庆工作后，就已经名存实亡，实际上仅存在了仅一年时间。
这里梁家麟提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差出的工人最多，二是其运作的形式。关于第一点没有更多可说的，而第二点则很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遍传福音团的多数成员是西北圣经学院的毕业生，如赵麦加和何恩证，尽管他们也许并没有正式按立接受圣职，但仍认可以算作神职人员。而西北灵工团则与此有相当大的差异，除了主要的领袖是华北神学院的肄业生外，多数成员都是平信徒。在大力推动平信徒布道这一点上，灵工团的路径可以被认为是对当时流行全国的奋兴布道模式的一种调整。“调整”的意思并不是说灵工团反对奋兴布道的方式，事实上，张谷泉自己本来就在华北一带的各个教会应邀进行奋兴布道，而且后来在达到哈密之后，也举行了多次奋兴布道聚会，以吸引信徒。之所以说是一种“调整”，主要是指其不再延续奋兴布道那种只要经过其奋兴布道之处，就在名义上算在其事工的帐上那种模式[16]，而是采取建立“工人之家”的模式，所有参与灵工团的信徒，都必须完全放下原来的所有，为整个“家”服务，也从“家”获得并满足需要。换言之，信徒就是工人，吸引一个新信徒也就意味着吸纳了一位新的“家庭成员”，一位新“工人”。实实在在传福音，建立教会，其长期性和延续性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证，而不是那种打属灵兴奋剂的短期行为[17]。
另外，从当时的事工果效来看，西北灵工团无疑是所有在新疆布道的团体中最为显著的。在前后仅两年的时间中，就成功地在哈密站住了脚跟，建立了宣教基地，并向南北疆各地派遣宣教小团队，前后建立了八个聚会点。据徐复生说，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在新疆布道的团体大约有这么几个。李开焕及其所建立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赵梦九牧师所带领的一批从河南陕西移民来的垦民信徒，另外还有中华传道会、遍传福音团、西北灵工团，以及他自己所属的中华基督徒布道会[18]。也就是说，西北灵工团只是其中一个团体。当然，如果徐复生所说的“全省基督徒约700人”以及石问帆提到的西北灵工团两年之间即得“信主人数约300人”的数据准确的话，西北灵工团无疑是其中最大的群体。
思考之二：“耶稣家庭”？
从在山东建立灵修院，再到成立西北灵工团这种“移民宣教”模式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贯穿其中的信仰和生活特点。尽管张谷泉等早期领袖肄业于长老会背景的华北神学院，但他们深受其生活所在的山东一带的耶稣家庭为代表的“属灵派”教会的影响[19]。其在潍县设立的灵修院早期成员中也有不少来自耶稣家庭的背景。再加上灵工团实行“凡物公用”的生活方式，以至于有不少人甚至认为灵工团的实质就是耶稣家庭。王瑞珍的记载中还特别提到“耶稣家庭”对于赵麦加等遍传福音团原在南疆的工作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跟从西北灵工团而来的“耶稣家庭”的成员当中，也有一些在山东原是地主、富农，他们在解放后被整得特别厉害。换句话说，西北灵工团的负担虽在新疆，可是耶稣家庭的人并不是每一位都有真正的负担，有不少成员并没有‘传回耶路撒冷’的异象，反而有逃难的性质。……“耶稣家庭”一下子来了二十几个人，到了疏勒之后，反客为主，他们服事的理念和聚会方式与‘遍传福音团’很不一样。他们很重视方言祷告、圣灵充满、启示、异象与异梦……等。他们以为遍传福音团只有表面功夫，不够扎实，他们才是灵里更深入的追求。[20]
王瑞珍还引用赵西门所说的话作为旁证，“我在主里又看到，当初从潍县涌到新疆的复兴浪潮，其中成分不纯，有不少是‘闲杂人’混迹于复兴浪潮，随波逐流来到新疆。”[21]然而，西北灵工团到南疆的同工就是耶稣家庭的人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事实上，这一点也正是引起西北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对《神国侠侣》一书极大不满的一个主要点。
尽管张谷泉等人受耶稣家庭影响，在生活方式上也采取了与耶稣家庭相似的集体主义，但这并不等于张谷泉完全认可耶稣家庭的神学和教导。王瑞珍也承认，“其实，耶稣家庭某些没有圣经根据的表现，并不是西北灵工团主要的领导张谷泉、赵西门等人所教导的。”[22]因此，尽管张谷泉也主张破产、济贫、涉及、从主[23]，但更准确的说，他们所接受和倡导的是归回早期教会模式的还原主义立场。“初期耶路撒冷教会那种凡物公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亮光，是他们生活方式的依据；安提阿教会那种工人在圣灵里共同事奉主，建立教会的足迹，是他们工作道路的根据。”[24]
另一个对张谷泉影响深远的则是聚会处那种“追求真理的认真态度”，是敬虔主义的信仰传统。更具体的说，张谷泉等人所羡慕和倡导，以及所经历的乃是一种“受苦神学”，强调破除自己，为主摆上。西北灵工团留下的诗歌里面基本上都是这个主题，张谷泉写于1954年的《火炼》一诗就是很好的说明：
主啊我愿跟你，走此十架窄路；流泪流汗流血，受辱受压受欺。
赤身悬挂城外，不恋斯世寸土；只要同胞得救，灵魂亦愿捐输。
主啊我愿为你，受苦默然不语；如同临宰羊羔，从容引颈受辱。
嚼环既于我口，舌头全被勒住；永不为己辩诉，主来隐情显露。
主啊我愿像你，深爱我众仇敌；纵或被欺被刺，仍然代祷祝福。
受尽毁谤攻击，不改神子态度；主爱充满胸怀，随时自然流露。
主啊我愿效你，受苦忠心至死；生死置之度外，倾倒鲜血献祭。
殿幔上下裂开，血水全然倾出；轻呼一声成了，进入永远安息。
主啊我愿伴你，行完今生苦路；因摆前头喜乐，轻看暂时苦楚。
愿若麦穗死透，信能百倍结实；得见劳苦功效，便能心满意足。[25]
思考之三：福音传给了谁？
前面提到，“传回耶路撒冷运动”如今已经成为海外教会的一个很热闹的话题。然而有意思的是，在西北灵工团成员及其后代内部却没有多少的回应和强调。其中一位从1980年代以来一直参与福音事工的姊妹如此说，尽管现在还有一些零星的说法，但目前的教会主要的目标还是在新疆本地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也引起了一个有趣的话题，即灵工团的福音到底传给了谁？
这位姊妹提到，灵工团早期的主要宣教对象就是汉人，只有极少数几个接受了福音的少数民族信徒。她提到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弟兄，叫董太玉，曾翻译过部分维语圣经[26]。而这和石问帆所说的就出现了很大的差距，“两年之间，他们亲手盖建了八间礼拜堂，信主人数约300人，其中大部分原是回教徒。”[27]倒是中华基督徒布道会的徐复生所讲述的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他1951年在介绍新疆基督教的情况时提到，“现全省的基督徒约有700任（其中为族人归主者，不过一两个人）。若以全省500万人口来计算，则基督徒仅占全数的7000分之1。”[28]
前面提到的这位姊妹还特别强调，就是现在，他们的主要宣教对象也主要仍然限于汉人。她提到，就算偶尔有维族人接受福音或对福音感兴趣，也会转给专门进行维族宣教的团体或宣教士，以免造成民族冲突和矛盾。不过，她强调，由于新疆地处边疆，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政府部门对于可能引起民族冲突和地区不稳定的基督教宣教工作心存疑虑。她说，实际上，至少在目前，他们所感受到的政府的压力，其实甚至比来自阿訇或穆斯林社群的压力还要强烈和直接。这与何恩证和赵麦加的说法比较一致，他们在回忆1953年到莎车的时候，至少只提到了一位维族姐妹，并且后来也由于丈夫反对不能继续聚会。他们也承认，“在喀什地区这么多年，主要传道的对象还是汉人，只有少数维族人信徒，基本上都是比较隐藏的，不便为他们施洗，宗教局也不希望他们改变信仰，以免阿訇抗议。”[29]
因此，无论是在西北灵工团的早期，还是其存留下来继续发展的教会，主要所面向的都是汉人群体，而基本上很少专门针对回教徒展开福音工作。这多少与其“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初衷产生了很大程度上的偏离[30]。当然，新疆的边疆地区特性，1950年代以来政治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及回教徒的家族信仰传统方式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但这正是本文试图要说明的意思，即对1940年代末期的这些中国本土宣教运动的公允的评估其实不能脱离其所在的社会历史大背景。从社会史的角度客观地重建这一段宣教史，或许还能帮助今天的人们免除口号的情绪性煽动，而更为务实地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合宜的策略，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承续西北灵工团等早期中国本土宣教团体的“自东而西”的远见。
[1] 节自赵西门的诗歌《十架归路》，转引自《生命季刊》第3卷第3期。
[2] 事实上，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其控制力相对薄弱，也就更为注意这些地区的传教工作，担心传教会成为帝国主义颠覆和分裂国家的手段。参见王国显：《行过了死荫的幽谷》，香港：晨星出版社，1989年，页121－122。
[3] 瑞典会(The Swedish Mission)宣教士从1892年起就到南疆的喀什等地开办医院、学校等，在盛世才封闭教会而被驱赶出境时大约有500位信徒（包括育幼院的孩子）。在北疆工作的则主要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李开焕承认其建立的新疆中华基督教会就是在内地会的根基上建造的。转引自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页236。
[4] 部分当地教会领袖认同三自运动，例如乌鲁木齐的李开焕牧师在1950年《基督教宣言》发表后很快就代表新疆中华基督教教会表态拥护。
[5] 邓肇明：“西门大叔”，见邓肇明编著：《承受与持守——中国大地的福音火炬》，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1998年，页149－154。
[6] 30多年后，赵西门在欢迎他获释归来的聚会中听到这首诗歌，深深被感动，问道：这么好听的诗，是谁写的呀？一位年轻姊妹含泪答道：这是你在近监狱前写的呀！赵西门笑着说，都记不得了，记不得了。参见张谷泉、边云波等：“生命的歌：十架归路”，见《生命季刊》总第11期，1999年9月，页3。
[7]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3。
[8] 西北灵工团的部分信徒加入当时举行联合崇拜的三自教会，1958年教会被关闭，教堂被占用。1980年哈密教会重开之后，一些信徒重新恢复聚会。1986年重新修建一座可容450人的礼拜堂。后来，由于教会领袖之间的冲突，从一间教会分化为三间。
[9]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3。
[10] 节自赵西门的诗歌《坚定走完今世旷野路》，转引自《生命季刊》第3卷第3期。该节原意是表达作者愿意更加敬虔，不再“虚度年华空占地土”的心志，在此节出没有拘泥于原意。
[11] 陈孝卿：“哈密教会的过去和现在”，见《天风》复总85期，1990年1月，页17－18。
[12] 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页221。
[13]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2。
[14] 陈孝卿：“哈密教会的过去和现在”，见《天风》复总85期，1990年1月，页17－18。
[15] 梁家麟：《他们是为了信仰》，香港：建道神学院，2001年，页221。
[16] 自三十年代宋尚节等掀起全国性的奋兴热潮以来，奋兴会便成为中国教会的重要特色。事实上，一些现在的较大的家庭教会系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这种思路，一旦某个地方的教会或聚会接受了该系统的巡回传道人的讲道和培训，就被纳入该教会系统的范围。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教会之间的冲突，也出现了重复计算教会和信徒人数的情况。
[17]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奋兴布道的果效，时至今日，仍然有此需要。
[18] 徐复生：“新疆布道观感记”，见《布道会刊》第14期，1951年3月，页26。
[19] 关于耶稣家庭的历史，参阅陶飞亚：《中国的基督教乌托邦——耶稣家庭》，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
[20] 王瑞珍：《神国侠侣》，台北：校园书房，2003年，页139。
[21]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3。
[22] 王瑞珍：《神国侠侣》，台北：校园书房，2003年，页139。
[23] 据说，张谷泉每次在讲台上一定流泪，听的人也随之流泪，因此他自己取名“谷泉”。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的十架道路”，见《举目》第13期，2004年3月。
[24] 赵西门：“归喀断札”，见《生命季刊》总第13期，2000年3月，页42。
[25] 张谷泉、边云波等：“生命的歌：十架归路”，见《生命季刊》总第11期，1999年9月，页4。
[26] 个人访谈，2007年1月14日。
[27] 石问帆：“唯一归途——西北灵工团的十架道路”，见《举目》第13期，2004年3月。
[28] 徐复生：“新疆布道观感记”，见《布道会刊》第14期，1951年3月，页26。
[29] 王瑞珍：《神国侠侣》，台北：校园书房，2003年，页164。
[30] 这并不是说西北灵工团的早期，以及其后存留下来的教会放弃了“福音西传”，以及向当地穆斯林少数民族传福音的异象和负担，只是由于外在压力过于强大而不得已的一种策略。前面提到的那位姊妹表示，只要有机会，他们仍然会向穆斯林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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